普遍對李行的認識，多聚焦於他在國語片時期的成就。但若回到他的早期創作，便可看見另一個李行。二戰之後，台語片在台灣如火如荼發展，形成極富活力的電影生產場域。身處其中的李行，一邊工作，也逐步打磨自己的方法與視野。

李行和許多跨越省籍、投入台語片市場的外省電影人一樣，在這段期間留下相當數量的作品。從帶動喜劇風潮的《王哥柳哥遊台灣》算起，1958年到1963年期間，他共執導了12部台語片。如今回看，這些作品並不單純只是國語片之前的習作，而是可看作戰後台灣電影在不同語言、類型、文化之間逐漸成形的縮影。這些電影一方面迎合本地市場，一方面又受到中國電影、傳統戲曲、日本電影以及西方喜劇的影響，映照出台語片是一個持續吸納，具備開放性的影像生產現場。

此次選映四部作品，希望從不同路徑理解早期李行電影方法的形成。《豬八戒與孫悟空》、《金鳳銀鵝》可見李行早期對於通俗表演、成對結構的敏銳掌握，透過雙人搭配、身分錯認、反串與類型借用，賦予電影有別於其國語片的活力與彈性。《兩相好》常被視為李行轉向國語片的關鍵節點，也常被放在族群和解的脈絡中理解，但細看處理方式，更有趣的是他透過兩家人在家庭、婚姻、職業、語言的各種日常協商，將錯位與差異化為電影本身的喜劇節奏。

國語片《街頭巷尾》並不意味李行與台語片階段的決然斷裂，而是他將台語片時期累積的庶民視角與調度經驗，轉向都會寫實風格的嘗試，比方他對跨族群的庶民處境、家庭倫理、鄰里關係與底層生活的關注，都預示了日後的創作方向。透過這四部作品，我們可看見這位日後國語片的重要作者，早年其實深度參與了台語片的文化生產。其歷程也折射出台灣電影在戰後變動的環境之中，逐步探索並建構自身樣貌的過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