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當代華人導演的系譜中，該如何定義王穎的獨特存在？

他 1949 年生於香港，祖籍山東濟南，成長於傳統華人家庭，卻就讀港英政府下的西方教會學校。經商的父親鍾愛好萊塢電影，以西部片英雄約翰韋恩（John Wayne）為他命名，粵語諧音「穎」字則源自華人姓名學的五行命理。中西的碰撞，彷彿早已銘刻於其文化基因。

十八歲時，六七暴動震驚香港，他被父母送往美國依親，恰好見證 1968 年民權與反戰運動高峰。家人原安排他攻讀醫科，他卻選擇至加州藝術學院（CCAC）修習繪畫及影像創作，於 1973 年取得電影碩士學位。畢業後，他曾返港於香港電台（RTHK）《獅子山下》劇組見習，卻因無法適應香港的緊湊生活、電視台僵化的拍攝方式而離開香港影視圈。隨後，他回到舊金山中國城為新移民擔任就業輔導員，於工作時採集華人故事，以極低成本完成首部長片《尋人》，自此開啟風景萬千的電影之路。

華美電影先聲：從中國城到好萊塢

《尋人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突出風格，深受紐約時報影評人文森坎比（Vincent Canby）激賞，使他躍升為獨立影壇的明日之星。該片也是美國首部由華人執導、講述華人故事的院線發行作品，奠定美國亞裔影史里程碑，與《點心》、《吃一碗茶》合稱「華埠紀事三部曲」。

1990 年代，王穎獲得迪士尼片廠資金執導《喜福會》，這部主創團隊全由東方面孔組成的得獎之作，再度成為亞裔社群的驕傲；然而，王穎並不滿足於「華人導演」的框架，下一部作品《煙》潛入紐約布魯克林的多元族裔社群，與作家保羅奧斯特合作，在輪舞般的敘事結構中，如城市漫遊者般細覽街角的悲歡人生。

千禧年前後，王穎成功打入商業片廠體系，陸續拍攝《女傭變鳳凰》、《終極假期》等星光熠熠的票房佳作。儘管曾見證好萊塢的浮華世界，王穎從未遺忘獨立電影的作者本色，往後持續拍攝《千年善禱》等聚焦家庭、小人物的情感豐沛之作。

宛如漂鳥：流動的多元認同

曾有影評人形容王穎是一隻「無足的飛鳥」。他長年遊走於好萊塢體系內外、不同文化之間，卻從不受限於特定類型或風格，拒絕被單一定義束縛。

早期「華埠記事三部曲」中，《尋人》受法國新浪潮的高達啟發，融冶辯證性旁白和黑白街頭攝影；《點心》向小津安二郎致敬，細訴溫潤細膩的家庭劇；《吃一碗茶》則設定為「沒有音樂的音樂劇」，改寫古典好萊塢的浪漫喜劇範式。從東方到西方，從獨立實驗到商業製作，從狂躁晃動到氣定神閒的運鏡及剪接，王穎百變的影像風格，彷彿也映照其對文化身份認同的思考。

美國社會自 1968 年起以「亞裔」族群標籤，化約各種東方面孔的生命經驗，王穎卻大膽剖析華人社群內部的多元異質，以及跨族裔的交融（例如《尋人》的菲律賓舞廳、《點心》的黑人混血女孩）。美國華人的身份認同，是斜槓式的存在，也是對自我本質的無盡探問，一如《尋人》中那張看不清的臉，以及神祕的水面波紋畫面，流動曖昧、無以名狀，卻更貼近生命本質。

從王穎出發，映照華美電影流變

本專題除了王穎不同時期的代表作，亦選映多部與其作品呼應的美國華人電影：《尋人》上映的 1982 年，一樁華裔青年命案激發全美亞裔怒火，催生經典紀錄片《誰殺了陳果仁》，爬梳了美國種族和司法體系的千絲萬縷；《北京故事》是繼《尋人》後，第二部在美國藝術院線及華埠取得票房佳績的華人作品，北京出生、台灣長大的王正方返回兒時故鄉取景，提供了另一種中西文化共融的辯證；《外賣》刻劃紐約非法移工如螻蟻般的掙扎求生，台、美兩國導演的合作，以及片中不同國家的華裔（甚至韓裔）演員，亦拓展華美電影的本質定義；《弟弟》導演王湘聖同樣生長於舊金山灣區，運用新世代社群媒體語言，將王穎作品中的親情主題轉化為青春飛揚的新詮釋；無獨有偶，台灣導演阮鳳儀在短片《姊姊》中，亦以相似視角訴說移民經驗，仿若其首部長片《美國女孩》前傳，映照親子情結的普世共鳴。

從王穎的電影出發，我們看見亞裔／華人社群身份認同如何突破地域與風格的界限，並在跨國遷徙中不斷重組，呈現流動的文化地景，並在不同世代華裔影人的更迭中，持續書寫新的時代註腳。

節目勘誤及異動公告

【4 月 ON 國家影視聽中心月訊勘誤】2025/4/2 更新

• p.11《外賣》映前引言｜演員姓名誤植為游子騰，正確應為游子濤。在此向游先生致上誠摯的歉意。

• p.9、p.10、p21《弟弟》｜▲ 影片拷貝中非英語發音片段無英文字幕。